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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张海生家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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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有。昨天到的。”他把信封递过来。

林薇接过来一看,寄件人是《中学生之友》编辑部。她愣了一下——她昨天才把确认信寄出去,回信不可能这么快。除非这封信是她寄确认信之前就发出的。

她拆开信封,里面是一份用稿合同和一封信。

信是刘敏写的,钢笔字,三页纸。

“林薇老师:您好。您的稿件《语文教学的‘工具、审美、思维’》已通过终审,拟刊于1983年第一期。随信附上用稿合同两份,请您签字后寄回一份,另一份自留。稿费标准为千字三元,您的文章约一千二百字,稿费四元。样刊将于1983年1月寄出。另外,我本人对您在文章中提出的‘语文教学应兼顾工具性和人文性’的观点十分认同。目前国内语文教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还停留在‘工具论’和‘人文论’的对立上,您提出的第三条路——‘工具是基础,审美是桥梁,思维是归宿’——虽有论述不够充分之处,但方向是正确的。希望您能继续深入研究,写出更有分量的文章。如果您愿意,可以将后续稿件直接寄给我本人。刘敏 1982.9.8”

林薇把信读了两遍。

千字三元,一千二百字,四块钱。不多,但在1982年,四块钱够她吃一个月的早饭。更重要的是,刘敏在信中表达了明确的鼓励和约稿意向——这不是一封客套的退稿信,这是一封“我看好你”的邀请。

她把合同和信收好,走出邮电所。

阳光很好,晒在石板路上泛着白光。她站在邮电所门口的台阶上,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街上的行人。一个推着自行车的邮递员从她身边经过,车后座上摞着几捆报纸,叮铃铃的铃声清脆得像秋天的果实。

四块钱。一篇文章,四块钱。如果她每个月写一篇,一个月就能多四块钱。四块钱在1982年能干什么?能买四十个馒头,能交一个学期的课本费,能给张海生买一双新鞋。

但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刘敏在关注她。一个省级刊物的编辑,主动向她约稿,这说明她的文章不是“凑数”的,而是有价值的。

“晨曦,”她在心里默念,“刘敏这个人在教育出版界的影响力有多大?”

“刘敏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于省实验中学,在教育出版界有广泛的人脉。她是《中学生之友》创刊时期的元老之一,在省内中学语文教师中有一定号召力。如果您能通过她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对您的职业发展和教辅出版都将有很大帮助。”

“她为什么对我这么感兴趣?”

“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您的文章观点有新意,不同于当时主流教学论文的八股风格。第二,您的身份——一个乡镇代课女教师——具有话题性。她可能是出于职业敏感度,发现了您身上‘有故事’的特质。”

林薇把合同从信封里抽出来,看了一眼签字栏。甲方是“省教育出版社《中学生之友》编辑部”,乙方是“林薇”。她需要把两份都签了,寄回去一份。

她摸了摸口袋,钢笔在。她靠在邮电所门口的墙上,把合同垫在信封上,签了名。字迹工整,一笔一划。

签完最后一个字,她把一份合同折好放回信封,另一份收进书包。

四块钱。这是她在1982年挣到的第一笔稿费。

——

回到学校的时候,上午第二节课已经上了一半。

林薇从后门悄悄走进教室,坐在最后一排。这节课是数学,王淑芬在上。

王淑芬的板书工工整整,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像印刷体。她讲课的速度不快,每讲完一个知识点就问“听懂了吗”,没人回答,她就再讲一遍。这种教法不能说不好,但效率低,而且不解决问题——学生们不说话不是因为听懂了,而是因为不敢说没听懂。

林薇注意到张志远在低头看自己的东西,不是课本,是那个手抄本。他偶尔抬头看一眼黑板,又迅速低下头。王淑芬似乎没有注意到他,或者说注意到了也懒得管——后排的学生在她的课堂上基本上是透明的。

下课铃响了。王淑芬收拾好教案,走过林薇身边的时候停了一下。

“林老师,听说你去张海生家家访了?”

“是。”

“他回来了?”

“明天回来。”

王淑芬点了点头,没有多说,夹着教案走了。她的背影笔直,步子不快不慢,像是丈量过的一样。

林薇走到张志远身边:“志远,你刚才在抄什么?”

张志远把手抄本递给林薇。她翻开一看,是一首诗,手抄的,字迹潦草但能辨认: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袁枚的《苔》。

“你从哪看到的?”

“俺在废品站捡到一本旧书,上面写的。俺觉得好,就抄下来了。”

林薇看着这四句诗,忽然觉得这个画面有一种说不出的恰当。一个十五岁的男孩,穿着露脚趾的鞋,在废品站捡到一本旧书,抄下“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然后把它放在自己手抄本的某一页里。

“志远,”她把本子还给他,“你知道这首诗什么意思吗?”

“知道。就是说,苔花很小,没有牡丹大,但它也开花。不管有没有人看,它都开。”

“还有呢?”

张志远想了想:“还有……不用管别人怎么看,自己开自己的。”

林薇点了点头。

她转身走回讲台的时候,晨曦的声音在意识里响了起来。

“林老师,有一个信息您可能需要知道。”

“说。”

“刘敏信中提到的‘工具论’和‘人文论’之争,是1980年代初期语文教育界的核心争论。您在那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恰好踩在了这个争论的关键节点上。如果处理得当,您可能成为这个领域的重要声音。”

“你是说,我可以参与这场争论?”

“是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场争论在1984年前后会达到高潮,并在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后逐渐平息。您只有两到三年的窗口期。在这段时间内发表的文章,影响力会远超平时。”

林薇在备课本上写下了“工具论、人文论”六个字,画了个圈。

中午,她在办公室吃了半个馒头,喝了一碗开水。

办公室只有她一个人,其他人要么回家吃饭,要么在教室改作业。她把刘敏的信又看了一遍,然后拿出那两份用稿合同,检查了一遍签名。

没毛病。

她从书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昨天在邮电所买的,八分钱——把签好的一份合同塞进去,写上“省教育出版社《中学生之友》编辑部刘敏收”。地址她从信上抄下来的,一笔一划,生怕写错。

写完了,她把信封贴好邮票,放在桌上,准备下午寄出去。

她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穿越、认人、上课、摸底、家访、助学金、转正考试、投稿录用、晨曦激活……每一件事都在推着她往前走,她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来想一想。

“晨曦。”

“在的。”

“你觉得我做得对吗?”

这是一个没有明确指代的问题。做得对?什么做得对?穿越后的一切?对张海生家的承诺?对转正考试的执着?对学生的投入?

晨曦沉默了三秒——这在它来说是罕见的。

“您问的不是对错。”晨曦说,“您问的是值不值得。”

林薇睁开眼睛。

“那你说,值不值得?”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价值的判断标准因人而异。但有一个数据可以参考:在过去的七十二小时里,您的生理指标显示,您的心率变异性比2026年时提高了百分之十七。这说明您的压力水平显著下降。您比在2026年时更放松。”

林薇愣了一下。

“你是说,我在这里比在2026年活得好?”

“我是说,您在2026年时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睡眠不足六小时,社交孤立,职业发展受阻。而现在,您每天工作的时间更长,但您的身体反应告诉我,您在做您认为有意义的事。”

林薇没有回答。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在办公桌上画出一个明亮的方块。尘埃在光线中浮动,像一个微型的银河系。

她拿起那个要寄给刘敏的信封,走出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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