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校长,我能不能看一下助学金申请的原始材料?就是学生家长写的申请书。”
金立群看了她一眼,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档案袋,推过来。
林薇打开,翻了翻。里面只有四份申请书,三份字迹工整,一看就不是学生家长写的——这个年代的农村家长,大部分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写不出通顺的申请书。第四份字迹歪歪扭扭,错别字连篇,但内容让林薇心里一紧。
“我家穷,三个娃,她爹腰不好,我一个人养不活。求领导帮忙,让娃念书。张海生娘,张翠花。”
只有三行字。纸是皱的,上面有油渍,大概是抹布上擦了手拿的。
林薇把这份申请书单独拿出来,放在金立群面前。
“金校长,这份是谁交上来的?”
金立群看了一眼:“张海生的妈妈自己交的。她那天来学校找张海生,顺便交到教导处了。”
“那为什么张海生没在名额里?”
“你看那三份,”金立群指了指另外三份,“一个是村支书的侄子,一个是镇上供销社主任的女儿,一个是刘德厚亲戚家的孩子。”
他说得平淡,好像在念一份菜单。
林薇没有愤怒,没有失望。这些事她在2026年见过太多了——关系户永远比老实人活得容易,不管在哪个年代。但2026年的她已经学会了不把愤怒浪费在改变不了的事情上,而是把力气花在能改变的地方。
“金校长,这三个名额是不是已经报上去了?”
“还没有。后天报。”
“那能不能换一个?把张海生换上去?”
金立群把搪瓷缸子端起来,又放下。他盯着桌面那块玻璃板下面压的照片看了几秒——那是他儿子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照片,已经发黄了。
“林薇,”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你知道你在跟谁作对吗?村支书、供销社主任、刘德厚。这三个人,哪一个是我能得罪得起的?”
林薇没有说话。她等着。
“我当校长十年,这种事见多了。每年都有三个名额,每年都是这些人。你说我不难受吗?我难受。但有什么办法?我一个乡镇小学校长,上面有教育办,有县教育局,有镇政府的领导。人家一个电话就能让我这个校长干不下去。”
林薇把张海生的申请书折好,放回档案袋里。
“金校长,我不为难你。这三个名额不换,张海生的名额我自己想办法。但我想请您帮另一个忙。”
“你说。”
“张海生的助学金,如果我帮他申请到了,不是从这学期走,是从下学期走。我不要您的名额,我走别的渠道。您只需要在推荐表上签字就行了。”
金立群看着她,目光里的东西变了。不是担忧,是一种被年轻人逼到墙角后不得不重新打量对方的审视。
“什么渠道?”
“团县委有一个‘希望工程’的项目,我今天在教育局听说的。那个项目不占学校的名额,直接对接到县里。”
金立群皱了一下眉头:“希望工程?没听说过。”
“去年刚启动的,主要针对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青溪镇在范围内。”
这不是晨曦给她的信息,这是她自己的知识储备。希望工程是1989年启动的,不是1982年。她说了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她在赌——赌金立群对全国性的教育公益项目不了解。
金立群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我当了十几年校长,没听说过这个。”
“那我可能是记错了。”林薇没有坚持,她不能在这个问题上露馅,“但县里一定还有其他渠道,我去跑。”
金立群沉默了几秒,终于点了点头。
“行。你要是有门路,你就跑。跑成了,我签字。跑不成,你别怨我没帮你。”
——
林薇走出校长办公室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她站在走廊上,看着操场上那面褪色的国旗。秋风把旗子吹得猎猎作响,毛竹旗杆在风中微微弯曲,像一个弓着背的老人。
她在想一件事——她在金立群面前犯了一个错误。她不应该说“希望工程”,那是一个1989年才出现的东西。好在金立群没有深究,但如果换一个对全国政策更了解的人,她就被当场戳穿了。
“晨曦。”
“在的。”
“帮我整理一份1982年到1986年间,国家和省级层面所有针对贫困学生资助的政策。我要原文,不要总结。”
“正在检索。涉及十一份文件,其中全国性文件四份,省级文件七份。预计整理完成需要十分钟。”
“好。整理完之后存起来,我晚上看。”
她走下台阶,穿过操场。
走到校门口的时候,她听见身后有人喊她。
“林老师!”
她回头。张志远从教室里跑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本子,气喘吁吁地跑到她面前。
“林老师,俺今天写的作文,您能帮俺看看吗?”
林薇接过来,借着校门口路灯昏黄的光看。
“昨天您让俺写的,写自己的‘百草园’。俺重新写了一遍,写俺家后面那条河。”
她往下看。
“……河里的鱼越来越少了,水也没有以前清了。俺不知道是鱼自己跑了,还是被人抓光了。俺爹说,河也会老,人老了会长皱纹,河老了会变浑。俺觉得俺爹说得不对,河不会老,是人把它弄老了。俺想把那条河洗干净,让它变回小时候的样子。”
她合上本子,看着张志远。
这个十五岁的男孩站在路灯下,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在校门口的石板路上。他的脸上有汗,大概是从教室一路跑过来的。
“志远,你这篇写得比上一篇还好。”
张志远的眼睛亮了一下,嘴角动了动,像是在忍笑又没忍住。
“但是我给你一个建议。”林薇说,“你写的是真实的感受,这是对的。但真实不是把看到的东西原封不动地写下来,真实是把你心里被触动的那一块写出来。你写‘河不会老,是人把它弄老了’——这句话很好,因为它不是所有人都能想到的。这是你自己想到的。以后写作文,多写这种‘只有你能想到’的东西。”
张志远使劲点了点头,接过本子,转身跑回教室。
林薇站在校门口,看着他跑远的背影。
“晨曦。”她在心里默念。
“在的。”
“张志远的家庭情况,你查到多少?”
“父亲张志刚,务农,兼做泥瓦匠,收入不稳定。母亲刘小娥,家务。家中三个孩子,张志远是长子,两个弟弟分别为九岁和五岁。家庭年收入估算在三百到四百元之间,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张志远每学期的学杂费是五元,占家庭年收入的百分之一到一点五。如果加上课本费和文具费,占比将超过百分之三。”
“这个负担重不重?”
“对于年收入三百元的家庭,五元学杂费看似不高,但考虑到家中还有两个男孩即将入学,以及父母的医疗支出和日常开销,负担较为显著。更重要的是,张志远家庭的困难不在‘没钱交学费’,而在于‘需要劳动力’。他父亲希望他辍学回家,不是因为交不起五块钱,而是因为他回家能顶半个劳动力。”
林薇走出校门,沿着石板路往林家院子走。
天已经完全黑了,路上没有灯。她借着微弱的星光分辨路面的高低。两旁的老房子里透出煤油灯的光,有人家的收音机里在放评书,单田芳的声音沙哑而有劲,讲的是《隋唐演义》。
她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来。
站在黑暗的巷子里,她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的,很稳。
“林老师,”晨曦的声音忽然变得不那么机械了,像是注意到了什么,“您的情绪状态有波动。需要放松建议吗?”
“不需要。”林薇重新迈开步子,“我在想一件事。”
“什么事?”
“我在想,如果张志远辍学了,他会变成什么样。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语文天赋在同龄人中排前百分之一,辍学回家种地。十年后他二十五岁,在地里刨食,娶一个不认识的媳妇,生一堆孩子,他的孩子继续在地里刨食。一条这么明显的路,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当然。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他就该种地。”
她停了一下。
“我想试试看,能不能把这条路给他掰弯了。”
晨曦沉默了两秒。
“您的情绪稳定,逻辑清晰。我没有补充建议。”
林薇笑了一下,不是苦涩的笑,是那种“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笑。
“你没说‘您的想法很有意义但需要量力而行’?”
“如果您需要建议,我可以提供。但根据我对您的行为模式分析,您不需要建议,您需要执行计划。”
“你倒是挺了解我。”
“我是您的辅助系统,我的任务是理解您,不是改变您。”
林薇加快脚步,走进了林家院子。
赵桂兰的灶房里亮着灯,锅铲碰撞铁锅的声音叮叮当当。林薇没有进去,直接回了自己的柴房。
她点起煤油灯,从书包里掏出那张转正考试报名表、助学金政策文件、学生的摸底试卷、张志远的作文本。
桌上摆了一摊。
她拿起钢笔,在备课本上写下了明天的计划:
“一、早上去张海生家,动员返校。”
“二、下午去镇上邮电所,再问长途电话。”
“三、晚上写教辅样章,第一章。”
写完最后一个字,她把钢笔放下,靠在椅背上。
柴房的屋顶还在滴水。昨天那场雨渗过瓦片,在泥地上滴出几个小坑。煤油灯的火苗被穿堂风吹得东倒西歪,墙上的人影跟着摇晃。
“晨曦,”她说,“给我读一下那个政策文件。”
“您不先休息吗?”
“读完再休息。”
晨曦沉默了一瞬。那个停顿很短,短到几乎不存在,但林薇捕捉到了——它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好的。1982年三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普通中小学贫困学生助学金发放工作的通知》,其中第三条规定……”
晨曦的声音在柴房里回荡,只有林薇能听见。
煤油灯的火苗不再跳了,像是被那个声音镇住了。
窗外没有月光,也没有星星。1982年秋天的夜晚,青溪镇安静得像一口深井。而在那口井的最深处,一个来自未来的声音正在给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念一份四十年前的文件。
每一个字都落在这个时代的水面上,荡开一圈看不见的涟漪。